昨日之歌

2020-09-18 03:34 关键词:湃客 分类:爱情散文 阅读:99

一部“与时间作对”的西方诗歌史如何写就?被称为“鬼才”的作家李炜在新书《永恒之间》中给出了答案。

10· 战 (西班牙内战时期西语国家)

9· 新 (二十世纪法国)

8· 私 (十九世纪美国)

7· 名 (普希金时期俄国)

6· 哲 (歌德时期德国)

5· 戏 (莎士比亚时期英国)

4· 学 (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

3· 译 (中世纪波斯和阿拉伯)

2· 才 (古罗马和希腊化时代)

1· 传 (古希腊)

0· 序 (从四千年前的“城市哀歌”到当代的畅销读物

从书的目录可见,这是一部倒过来书写的诗歌史。《永恒之间》采用由人及史的方式,选取在西方诗歌发展历程中产生深远影响的诸多诗人,通过叙写他们各自的人生遭遇和精神历程,展现其所处时代的诗歌与文学风貌,由此连缀成一部纵贯三千年的诗歌简史。

昨日之歌

《永恒之间:一部与时间作对的西方诗歌史》

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0-7

全书通过“倒叙”形式,分章回溯了1930年代的西班牙语诗歌、20世纪初的法国诗歌、19世纪末的美国诗歌、普希金时期的俄语诗歌、歌德时期的德语诗歌、莎士比亚时期的英语诗歌、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语诗歌、中世纪的波斯语诗歌、古罗马和希腊化时代的诗歌,以及古希腊时期的诗歌。《永恒之间》所写的,既是一部有关诗歌、有关文学的历史,也是那些肩负天才的人们在生活与历史中的沉浮遭际。

9月18日周五晚,作者李炜及评论家来颖燕、张定浩将来到思南书局诗歌店,带领读者领略四千年中西方诗歌的种种魅力。

线下活动,坐席有限,请读者预约报名。

昨日之歌

嘉宾简介

昨日之歌

李炜,作家。十五岁赴美学习英语、法语,并以数学成绩被芝加哥大学录取,后转至英语文学系,学习拉丁语、古希腊语。毕业后在纽约大学、新学院大学、台湾政治大学专攻意、德、俄三语。著有《永恒之间:一部与时间作对的西方诗歌史》《孤独之间:一部另类艺术史》《影像的秘密》《嫉俗》《无比的黑暗》《反调》《4444》《碎心曲》《书中书》。

昨日之歌

来颖燕,1980年生于上海,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任职于《上海文学》杂志社。著有评论集《感受即命名》。

昨日之歌

张定浩,1970年代生于安徽,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供职于《上海文化》杂志。著有文集《既见君子:过去时代的诗与人》《取瑟而歌:如何理解新诗》,诗集《我喜爱一切不彻底的事物》等。

昨日之歌:诗的命运

思南经典诵读会(120期)

时间

2020年9月18日(周五)

19:30—21:00

地点

思南书局诗歌店

嘉宾

李炜

(《永恒之间》作者)

/

来颖燕

(评论家)

/

张定浩

(诗人、评论家)

主持

吕晨

参与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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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扫描下方二维码,或点击文末“阅读原文”,填写相关信息,即可报名

活动名额有限,报名成功后请尽量出席,多次缺席的读者未来参与活动的资格可能受影响

3、无法到场的读者,可扫码进入直播页面

注意事项

* 本次活动限量开放坐席,读者预约报名成功后,才能入场。

* 读者入场时,请配合工作人员出示随申码、通信行程卡(微信搜索小程序或现场扫码),活动行报名成功二维码,并测量体温。为节约时间,以上请提前准备。

* 参与活动期间请读者全程佩戴口罩。

选读文本

一.关于战争以及西班牙语诗歌

虽不爱用悖论,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却坚称:“我们发动战争,是为了在和平中度日。”

正如他著作的标题所示,他是从道德的角度来谈论战争的。也就是说,他理想化了自己的观点。

在残酷的现实中,战争并非和平的序曲,而是戏剧本身:一场堪称“人类历史”的戏剧。十九世纪普鲁士军事家毛奇如此向朋友解释:“永久的和平只是一场梦,甚至算不上美梦;战争是上帝对世界的安排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没有战争,世界将沦丧于物质主义中。”

毛奇语出惊人不到四十年后,有人提出了更加胆大包天的看法。更加,是因为它剔除了上帝。这段文字出现在英国战地诗人欧文的一篇序言里。只可惜作者没能看到自己诗集的出版。就在停战协定仅差一周就要签好时,英国最优秀的一战诗人阵亡沙场。

死神确实喜欢玩这种带着点反讽的把戏。她的另一大癖好,是扼杀刚萌芽的奇才。欧文丧命时,年仅二十五岁。

无论如何,欧文的序言旨在拆穿诸如亚里士多德和毛奇这种信奉战争能带来好处的智者:

这本书,无关英雄。英语诗歌还不配谈论英雄。

它亦无关功绩或领域,光荣或殊荣,威力或威严,主权或政权。它只关乎战争。

我尤其不关心的是诗歌。

我的主题是战争,以及战争所引致的怜悯。

在怜悯中自然能听到诗歌。

这一招,确实高明。如此一来,欧文便不用直接让诗歌与战争挂钩,而是通过 “战争所引致的怜悯”把两者联系起来。这么做,应该是出于无奈;欧文明白诗歌的地位远远居于战争之下。当子弹横飞,炮弹炸裂,血肉四溅时,谁他妈的还在乎诗歌?

说实话,在不在乎诗歌历来无关大局。重要的是人们对子弹和鲜血的热爱。

自己的子弹,别人的鲜血。

所以这世上才一直有仗可打。

二.关于普希金以及俄语诗歌

“我们既无文学,亦无好书”,普希金在二十出头时就如此断言。虽然听上去有点自命不凡,他这偏见倒是有不少人认同。比他早一代的文豪卡拉姆津就写过一篇颇具影响力的文章,题为《为何俄罗斯文才寥若晨星?》。倘若卡拉姆津提出的解决方法——模仿欧洲作家,再借鉴上流社会女士在沙龙里的机智对话——倘若这样的解决方法显得太过肤浅,甚至丢人现眼,至少他愿意正视这一问题。

文化方面的弱势,导致俄罗斯被欧洲精英拒之门外。据说,十六世纪时,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查理五世曾揶揄道:“我用西班牙语和上帝说话,用意大利语和女人说话,用法语和男人说话,用德语和我的马说话。”

这个俏皮段子有好几个版本,在不少欧洲国家都有流传。在几乎所有版本中,德语都被贬损,或许因为它的辅音刺耳,喉音低沉,在门外汉听来难免有失大雅。相比之下,意大利语声调柔滑,如歌唱般优美,常被称为爱情之语,因此适合用来对女人说话。法语,作为欧洲宫廷当时的通用语,自然是外交语言,因此适合男人之间的交谈。至于西班牙语,查理五世把它命名为上帝之语,不仅因为他自己有西班牙血统,也是向西班牙宗教裁判所致敬。他掌权期间,旨在消灭异端的宗教法庭正开展得如火如荼。

不过,无论是查理五世的段子也好,其他版本也罢,没有一个有提及俄语;它连和畜生交流的资格都没有。原因很简单。十九世纪以前,欧洲的知识分子不会去学俄语。哪怕是受过教育的俄国人也嫌它不够时髦高尚。这便能解释,为什么当时的俄罗斯贵族之间用法语交流。这也是为什么普希金自己也是先学会了法语,才开始接触俄语。事实上,终其一生,法语都是他的交际用语。他用法语和上流社会人士聊天,用法语来追女人。更重要的是,他是通过法语译本才熟悉了莎士比亚和歌德。

他是如此依赖外语,这让他接下来的所作所为更加惊人:他替自己的祖国打造出一种新的文学语言,糅合了当时俄国人使用的两套几乎互不相容的语言体系:俄罗斯方言和教会斯拉夫语。虽然方言是老百姓的日常用语,却被认为粗鄙低俗,不适合用来写作。这么一来,文人墨客只剩下教会斯拉夫语这一选项,也就是俄罗斯东正教会的仪式语言。由于它记载了经文,自然不会随着时间而变化;它的语法和词汇在撰写经文之时就固定了下来。这也是它显得格外沉重的原因:它被大量的古语和晦涩的表达方式所拖累。尽管如此,十七世纪的俄罗斯诗人和作家依然舍不得放弃它。普希金的最大创新在于,他把灵巧、现代的“普通话”与纯正、庄重的宗教语融为一体。这种包罗万象又和谐悦耳的崭新风格被俄语作家一直沿用至今。

仅凭此举,普希金就可以在俄国文学史上享有重要地位。但也正是因为他的创新,使他难以在不讲俄语的地方受到尊重。说实话,他的诗歌根本没法译成其他语言——即使那门语言也有两种截然不同的体系可用,比方说汉语中的文言和白话。

最大的障碍在于普希金细腻的乐感。他似乎每次都能找到恰如其分的词:不仅是语义上的,还有语音上的。当然,如何用外语复制一首诗歌原本的音乐效果,是考验所有译者的难题。由于俄语的特殊性质,想要重新“奏出”一段普希金,更是难上加难。相比拥有二十一个字母的意大利语,俄语多了十二个字母。这让它在排列组合上拥有更多的可能性。所以,至少在理论上,俄语单词应该比意大利语的要短。事实恰好相反。这意味着俄语里有更多——以及更复杂——的音需要应对。倘若用“弦乐四重奏”来形容意大利语的乐感,在一名大师手里,俄语则可以像交响乐那般壮丽恢宏,而普希金毫无疑问是俄国文坛首屈一指的作曲大师。

三.关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诗歌

鲜有人知,但丁在《新生》中颂扬碧翠丝之前,还为卡瓦尔坎蒂写过一首诗。后者不仅是年少诗人的良师益友,也是他的第一位伯乐。作这首诗时,但丁还是个无忧无虑的小伙子。他梦想着自己有一天,和卡瓦尔坎蒂以及另一位诗坛伙伴詹尼,一起经历一场漫长的冒险。他们每人都有一位“特殊朋友”相伴:

卡瓦尔坎蒂,我想让你、詹尼和我,

我们三人一起被魔法迷惑,

然后被送上一艘船,无论风大风小,

在汪洋大海中我们皆能随意驶航;

因此好运抑或厄运

都无法阻碍我们;

恰好相反,向来心气相通的我们,

只会越发渴望朝夕相处。

而我们那位好心的魔法师还会

把瓦娜小姐和拉基娅小姐送到我们身边,

以及那位美貌排名第三十的小姐:

然后我们没日没夜地谈论起爱情,

三位女士都纷纷感到满足,

就像我们自己那样。

在这场湿梦中,“瓦娜”陪伴的是卡瓦尔坎蒂,“拉基娅”则是詹尼。至于诗人自己,他显然看上了弗洛伦萨排名第三十的那位美女。

需要补充的是,但丁曾经写过另一首诗,在诗中列出了长长的名单,一一描述了他故乡的六十大美女。虽然作品早已失传,但它想必是那种受荷尔蒙驱使的年轻诗人才会写的东西,略带诙谐,充斥情色。所以,当他幻想自己在海上有排名第三十的美女相伴时,心中浮现的毫无疑问就是这张名单。

不论这位第三十号美女是谁,她绝不是碧翠丝。但丁总是把自己口中的心上人与数字9联系在一起。正如他在《新生》中所解释的:

如果有人依照颠扑不破的真理想得更加细致入微的话,他就会发现,这个数字代表的就是她——也就是说,用类推的方式。我的意思是:数字3是9的根数,因为要想得到9,3和3相乘显然就足够了,无需用到其他数字。因此,如果说9唯一的因子是3,而奇迹的唯一因子也是3——即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那么,这位与数字9相伴的女士,可以说她本身就是数字9,也就是说她是一个奇迹,而这个奇迹般的根数,正是深奥微妙的三位一体。

对于这么一段文字,最仁慈的说法是,但丁的确不是个数学家。尽管如此,和那个时代的不少知识分子一样(彼特拉克也包括在内),他深信数字命理学——至少,经过基督教传统过滤后的这套伪科学。这便足以解释《神曲》的结构为何从头到尾围绕着这个在信徒心目中最为神圣的3。

问题是,在但丁满心渴望搂着另一个女人驶入幸福的港湾时,照他自己在《新生》里的说法,他已经不可自拔地爱上了碧翠丝。然而,如同晚辈彼特拉克,但丁也在挚爱去世之前,就找到了终身伴侣。

此外,还有一处值得一提。但丁写诗来讨好卡瓦尔坎蒂,充分说明了后者在他生命中的重要性。最初建议他去写《新生》的,应该就是卡瓦尔坎蒂。但丁在解释为何不选用拉丁文创作时,似乎也承认写书的点子并不是自己的:“我最要好的朋友——为了他我才动笔的——和我的观点一致:这本书应该全部用方言写成。”

这立场不光大胆,还极具远见,尤其考虑到这门语言——借用彼特拉克后来的评价——“十分粗野”,但也正因如此,有着“改善提高、扩而充之的巨大空间”。可以这么说,但丁的决定——以及卡瓦尔坎蒂一开始的提议——为《神曲》的诞生铺平了道路,而《神曲》接下来几乎单枪匹马地确立了意大利文学在世界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四.关于拉丁语诗歌

在古罗马文人心目中,卡利马科斯是“博学诗人”的典范。除了写诗,他还是一位大学士,供职于举世无双的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

不消说,创意与学问并不是最理想的伴侣。两者一旦结合起来,产出的作品往往只有少数几个具备足够知识和品味的读者才能领会。卡利马科斯的诗作正是如此。掉书袋成瘾的他,提到的作者和事件,即使在他那个年代也少有人知。

所幸并非他所有作品都需要注释。就以这首短诗为例:

我瞧不上史诗,也不喜欢

人多拥挤的道路,

我讨厌不专一的情人,绝不会

逢井必饮:一切庸常俗物我皆嫌弃。

吕萨尼亚斯啊,你真可爱,真的好可爱——话没说完

就听到有人在讲:“他已名草有主。”

短短六行字,却比一本传记更深刻地捕捉了诗人的个性。前四行勾画出一个固执己见又挑剔万分的家伙。到了第五行——在看见美男子后——他那种恃才傲物的态度竟然缓和成呢喃柔情。在结尾处又突然峰回路转:叙述者的一腔痴情全是枉然。诗人的冷幽默,使得叙述者的坏脾气也不再那么惹人厌,甚至有点可亲可爱。

这些都是古罗马诗人普遍采用的伎俩。包括奥维德在内。他的诗充满了个人色彩。只不过,他没扮演吹毛求疵的学者;他最初给自己的“人设”是谈吐风趣的浪子。此外,他笔下的人物贪图的是女色。谁也没料到的是,最后这一选择会对之后的西方诗歌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在奥维德之前,情诗可以是男人写给男人的。在他之后,男人一般只写给女人。在将近两千年的岁月里,写给同性的情诗,正如同性之恋,几乎完全潜形匿迹了。

五.关于古希腊诗歌

被遗忘的命运,萨福自己倒是轻易躲开了。

然而,数百年来——直至十九世纪末在埃及沙漠中发掘出大量珍贵的莎草纸残片——世人能读到的萨福,仅限于嵌在其他古代作家文本中的简短引言,甚至单个字词。即便在萨福的诗歌“总录”中,加入了这些在埃及发现的“篇目”,她存世的作品数量,仍旧少得可怜。

既然她在古代享有盛名,为何荷马可以完整无损地流传至今,哪怕《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年代更为久远(至少比萨福早一个世纪),篇幅也更长(萨福九卷诗集加起来也不及其中一部史诗的字数)?

答案其实不难推测——它是绝大多数红极一时的作家的共同宿命。随着时间的推移,读者逐渐对萨福失去了兴趣。不止如此,随着信仰的更换、风俗的改变,不少读者甚至对她产生了反感。这便是为什么,虽然她挺过了古代接二连三的技术变革,却没能越过中世纪里的重重阻碍。

就从文字的发明说起。一切大家认为值得记录的东西,都被写了下来,先是写在泥板上,而后又写在更新的莎草纸上。绝大多数口述文化时期的作品,都没能走到这一步。

接下来又出现了在构造上接近现代书籍的“册子本”。只存在于卷轴里的古代文献,自然得重新誊抄于装订成册的纸张上。由于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人力,大多数先前的作品,都没能重见天日。

至此为止,萨福一帆风顺,平安通过了一关又一关。到了古罗马时期,她的星光却渐渐黯了下去——尽管奥维德、卡图卢斯、贺拉斯这三位当红诗人,皆采用了最崇高的方式向她致敬:效仿她的诗歌。这只能怪她使用的伊欧里斯方言,已经没有多少人能看懂了。如果罗马上层阶级的人士想要把希腊语列入自己的成就清单,他们学的也是雅典方言:即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欧里庇得斯、埃斯库罗斯等大家的“母语”。

一旦基督教兴起——先是拿下罗马帝国,后又攻下其他地方——古典文化的来日也无多了。对于那些大权终于在手的基督徒而言,像萨福这种“异教徒”所写的诗文,不仅作不出任何有价值的贡献,还否认了他们一神论的信仰。

即便如此,对于思想开明,或仅是行事鲁莽的小众读者而言,她的诗歌仍有诱惑力。它们揭示了一个《圣经》只字未提、教会全力压制的神秘世界,满溢着惊异之美、禁忌之欲、奇妙之谈。正因如此,公元六世纪的拜占庭诗人“示默者”保罗才会如此悼念她:

轻柔的是萨福的吻,轻柔的是她雪白四肢的

拥抱,轻柔的是她全身上下的部位。

但她的灵魂却坚硬不屈。她的爱

仅限于她的唇,其余的则为女孩子保留着。

谁忍受得了这样的引诱?也许有人

可以先克服坦塔罗斯的饥渴。

听过希腊神话的人都知道,坦塔罗斯国王最终为自己的罪行受到惩罚。他被绑在一块巨石上,水从下巴边流过,却一口也喝不上,果子就悬挂在眼前,却怎么也吃不着。因此,这一典故用来形容除了述诸笔端便无处发泄的欲望,的确恰如其分。这同时还解释了为何在正式场合上为帝王歌功颂德的保罗,私底下却写了不少艳诗。

不过,让上面这首短诗充满着讽刺意味的,倒不是作者白日里的高爵显位或黑夜里的消遣方式,而是在宗教信仰一向执着的拜占庭帝国,居然会有一名高官对萨福这种异教徒顶礼膜拜。他这么做,不但冒着官场前途尽毁的风险,甚至有可能搭上性命。

难怪保罗差不多是萨福的最后一名死忠粉。到了中世纪末,文人仅知道萨福的名字。她所剩无几的作品残片,只能从其他作家的引文中读到。

原标题:《昨日之歌:诗的命运 | 思南经典诵读会(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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